呼吁了很久的CDC改革，“官方定调”后或有这些动作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是实战大考，更是查漏补缺的关键节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简称白皮书)都明确指出：“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突发事件体系总体上有效，但在斗争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短板。”。尤其是对于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预警前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未来如何承担好其在重大突发公卫事件中的责任，各方在反思中都给出了一些建制功能和运转协同上的建议和意见。

随着全国抗疫日渐常态化，从各级相关部门的一系列动作，疾控体系如何改已可初见端倪。

改革怎么改?中央定调

我国四级疾控体系，由3500个各级疾控中心、19万人员之众组合而成。国家、各省、市、区县，都有对应级别的疾控中心，隶属于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地方CDC主要向当地的卫健委和政府汇报。处于塔尖位置的国家CDC更像一个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初就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全额事业单位”，对地方CDC主要发挥业务指导的作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国家CDC与地方CDC仅负责对疫情进行监测、防控，及时上报。

因此，自疫情暴发，便有不少人直言，公卫体系“补短板”的重点就在于给疾控人赋权，他们需要话语权，疫情苗头一旦出现，就应尽早启动应急预案加以阻断。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国家CDC主任高福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曾呼吁CDC要有“话语权”。他明确，紧急情况下的基层医院要树牢安全防控意识，发现问题后及时向地方CDC上报。“但如果通过行政决策，层层”消音“，专家的声音就不能及时地被听到。”因此，公共卫生领域要给CDC话语权，这不是行政权，而是对话权和一些事务的独立操作权。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认为，对于给CDC赋权，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的权威性，而不是行政级别的提升。

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布白皮书，释放出疾控体系改革的重要信号，四级疾控体系也有了更明晰的定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在发布会上明确，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的建设，将采取五大举措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完善功能定位。在国家、省、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将进一步加强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明确四级CDC各自的功能定位，理顺体制关系，形成一个上下联动的协作机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马晓伟明确四级CDC的功能定位

到底怎么改?湖北先行探索

走出疫情阴霾的湖北，在6月10日官宣“第一个吃螃蟹”，准备打造“湖北样板”，推动疾控体系改革和公卫体系建设。

当日，中共湖北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召开，讨论了《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意见》，决定率先国内探索，整体谋划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统重塑公共卫生体系，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明确指出，针对省级疾控体系暴露的网络不健全、职能不明确、医防割裂等问题，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改革疾控体系。

在具体做法上，应勇强调，要强化疾控机构行政管理职能，落实监督监管责任，在省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试行试行“公共卫生总师”制度。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卫健部门班子成员。

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监测预警职能，切实加强硬件设施和传染病检测能力建设。要把医防协同作为重中之重。

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当务之急。疫情监测预警的前提是疫情信息来源畅通、数据开放共享，要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此外，细化落实“两个允许”，允许疾控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在完成核定任务基础上提供医疗卫生技术服务，进一步激发疾控机构内生动力。

厘清行政关系和专业领域责任，“前店后厂”是总方向

黄洁夫曾明确，国家CDC与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地方CDC与地方卫生健康委疾控部门的行政关系和专业领域责任应该厘清，应完善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的直报系统。

因此，这一次，中央在为各级CDC的功能“打标签”时，定位更明确。其中，尤其明确国家CDC要有“一锤定音”的能力。

如何理解这个语境下的“一锤定音”?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崔小波教授分析说，这实际上是指国家CDC要对救灾工作性质给出适时判断和分析。

在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面前，针对不同的“灾种”必须采取不同的救灾方法，例如地震、水灾和火灾的防控方法和应急准备截然不同，灾种判断失误，救治方法错误甚至会导致救灾队伍“全军覆没”的结果。传染病防控和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新发传染病，在疾病分类、传染源毒力分析和传染级别的判断上，必须有对病菌或病毒性质的基本判断，才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取得有效的防治效果，即所谓的“一锤定音”。

此外，省市县级CDC在落实上，也要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湖北省将在省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试行的“公共卫生总师”制度，率先在国内探索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卫生健康部门班子成员。

在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曾光眼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一将在未来发生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省去很多中间环节，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把情况和意见汇集到卫生健康委的领导班子，可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这一制度中，公共卫生总师的职责，在于制定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围绕建立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机制，创新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医防协同机制。

“它显著提升了公共卫生的话语权。”予以肯定之余，崔小波教授还将其与“河长制”作比(即按照“以块为主、属地负责” 的管理责任体系, 由中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简而言之，责任到人。

就像大气层对地球予以的保护，虽然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曾察觉，但它却对各界生命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崔小波强调，公共卫生便是社会安全“大气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好社会安全的防护壳不仅需要疾控系统的功能定位，更需要一支“肯打肯干”、“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肯做无名英雄的专业公共卫生队伍。

四级疾控体系中，任何一级疾控队伍如果不做现场，不会深入基层做调研，缺乏临床采样和现场流行病学经验，缺乏网络实验室支持，不会数据整合分析，就不会在关键时提出重大卫生应急处置建议，这支队伍就是摆设而已。崔小波认为，合理分配地域分工与合作，“前店后厂”便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

疾控与医疗系统间的鸿沟，还需公卫人才弥补

弥补疾控系统与医疗系统的裂痕，创建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医防协同机制，是SARS后国际公共卫生界提出的战略思考。崔小波直言，但此次新冠肺炎又一次展现，这个裂痕不仅存在，而且很深。

此次疾控体系改革，再一次提到医防融合，并强调要把医防协同作为重中之重，其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临床重治疗却忽略防控。

崔小波认为，目前疾控系统和医疗系统间存在明显的“对话”断层，因此在医学教育这一环就要尽可能填平这个鸿沟，真正的公共卫生人才往往都是具有丰富医疗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

以欧美公共卫生队伍的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大多不是在本科阶段就按照预防医学专业进行培养，而是在完成临床医学培训后，在硕士阶段才开始分野，进行高水平的公共卫生训练，形成具有跨学科能力的高水平的公共卫生队伍。因此，崔小波建议，为使所有公共卫生人员具备临床专业技能和和广泛的资源整合分析能力，未来预防医学研究生选材可以更倾向于有临床医学背景的人才。

现阶段在岗位上如何弥补?崔晓波建议，在全行业贯彻执行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希望在县级中心医院或城市三级医院，实现公卫岗位和临床医学科室实现短期轮岗见习，增加互相之间的熟悉度，或将疾控人员派驻医院急诊科室协助开展临床信息整合分析工作，强化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的管理水平。

此外，目前公卫人才队伍中明显亟需具有医学、公共卫生、信息学和法律等多重背景的复合型卫生人才。

这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院士对未来医学生培养给出的建议不谋而合。

此外，黄洁夫在体制建设上给出明确建议，国家要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明确重大疫情问题处理的主体责任、越级申诉的权利和渠道，以及失职渎职的责罚机制。崔小波同时强调，体制要为公共卫生“保驾护航”。他希望，在公共卫生体系中建立社会资源部，开展社会防控和社会支持工作，应该成为未来疾控系统建设的重要方向。